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第二，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社会保障制度纳入宪法，有利于推进社会保障法治化，以法治方式推动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在体细胞基因编辑的情况下，基因组的变化仅及于接受治疗的个体。综合而言，应当看到健康权的保护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的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伦理审查委员会履行审查职责时，应当审查知情同意书提供的有关信息是否完整易懂，并且着重审查知情同意书中的免责条款和补充条款，研究人员获得知情同意的过程是否合规恰当。另外，结合上文的要求，胚胎处置时应坚持知情同意原则，例如在医院同人工辅助生殖的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时，需要对剩余胚胎是否可以捐献用于科学研究予以说明，明确告知患者已知的研究信息。在政策层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以未获得后代的同意，就通过编辑生殖细胞系基因对后代施加影响为由而禁止资助此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其二，应当监督实施临床试验的所有研究者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临床试验方案。经过基因编辑的人所遭遇的差异性待遇与传统的基因歧视不同，虽然二者都可以归纳为：单独基于个人基因构造与正常基因组的差异，而对该个人或其家庭成员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但学者反对传统基因歧视的论据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则相对乏力。

主观意义上的尊严的核心价值是自主性和自我决定，强调对自身事务和利益的自我决定。胡新平，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硕士。现行宪法尽管恢复了国家元首制度，但更多强调它的仪式功能和集体行使职权。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独立工业和制造业体系的建成和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效能化，并伴随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联通效应，通过全面实施宪法强化消除各种基于身份制而形成的社会二元壁垒，促进劳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建构全国统一市场的大一统格局显然更得到强化。二是防止出现地主豪族对生产资料的割据、垄断，引发失地流民，进而形成流寇揭竿而起破坏大一统秩序。因此，帝制崩溃后要想保持大一统，就必须重建定于一的权威，为它找到新的正当性，并提供与之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宪法回应大一统逻辑的最根本出发点。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1954年宪法就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凭借宪法的根本法效力来重新组织和治理统一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领导制度。

这既是现行宪法序言第一句话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最基本的事实根据，也奠定了现行宪法的空间效力范围，更意味着现行宪法从历史中国延续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疆域自清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和治理？ 我们由此可以说，这个常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演化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者说超稳定结构，它是一种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大一统国家观。民主集中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因为它强调国家权力在性质上的不可分，不同权力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异，都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为追求人民共同利益而存在，只在具体功能上有所区分，分工的目的是最终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超大规模国家决定了中央集权对于克服无组织力量的必然需求，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象，而是由环境造成的。这些都是大一统逻辑在现行宪法中的体现、延伸和加强。

其次，大一统社会经济条件中也孕育了流动，这是现行宪法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分配方式的重要逻辑。同时，民主集中制也不完全同于议行合一，因为后者在体制、组织和程序安排上没有体现统一中的分层，过于强调组织机制合一、人员组成一致，不承认权力安排的差序格局，2并且依靠国家机构之外的人民直接监督他们的勤务员，使得国家权力实际上不是在闭环中构成真正的统一。与宪法相关的是，近代以来，大一统国家事实上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尽管不断受到各种冲击，但它实际上仍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与西方植根于个人主义的地方自治，作为与联邦分权或对抗的基本权利主体不同，中国大一统的基层自治是与中央政府一起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上下争权，历代地方自治围绕造产、兴学、整军三大纲追求公益，绝非个人主义所容荫。

它的根本思路是章太炎对秦制平政的概括：创造社会身份可流动性与实质平等，摧毁阶级与身份固化的土壤。因此，宪法的理解是否符合这个逻辑也就关系到其建构的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正当的生活根基，是否符合中国式生活世界蕴含的逻辑。

正如彭真所指出的，十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建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统一意志，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成为与大一统高度契合的思想和制度渊源，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大一统注入新的现代本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反映了大一统新的表现形式。

l以信息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代表，国家权力溢出政治系统，迅速平台化、社会化。(二)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分层而统一结构 与基本权利规范一样，国家权力规范也遵循大一统的现代政治本质，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该条围绕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这两个领域展开，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度。例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通讯秘密与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就有必要扩展到作为社会界面的信息平台主体，人格尊严在智能时代也必须重新为伦理本质找到根基，宪法对按劳分配条款中劳动在金融信息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的时代有必要作出新的解释，宪法对宏观调控条款的具体规范内涵也需要结合新经济形态作出新的理解，等等。这种权力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枢纽机关的存在和权威。现行宪法制定时，曾讨论要不要设立人大之外的专门宪法监督委员会，最终即因这种架构不符合我国人大一元化体制而作罢。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以此为源泉和中心，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其他权力，强化权力来源和权威的一元性、最终性和最高性。现行宪法建立了人大一元体制，排斥了其他机构可能与之分享权力机关属性的可能。

这种对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追求直到今天仍然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也被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准确地说，中国宪法上并没有平行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特别行政区体现了统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互嵌，极大提升了国家发展与治理的效能。大一统也是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构成了存在于宪法中的不可见物质。

第二是作为制度的财产权的例子。其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它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唐朝则正式建立作为特别行政区划的羁廪制度。这个常来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帝制崩溃后的中国并没有陷入四分五裂，而是仍然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整体进入了现代社会。

它并非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方式，l而是规定公民义务的总条款，牢牢确保多元与一体的统一。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但保持大一统始终是一条贯穿到现行宪法的历史主线。

个体的基本权利代表着多元，而经由民主权利功能发挥形成的人民共同意志则体现着一体，因此，基本权利的自由与防御功能是第二位的，它必然要朝向多元而一体的逻辑行使，不能由于滥用而构成无组织的力量挑战共同意志。最能体现这 个比较法上差异的是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但集权又不意味着绝对主义，而是体现出政道归一、治道多元，权力集中、权能分散的特征。二是统一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与具体标准。

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一)大一统对社会主义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塑造 彭真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革命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了。同时，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也在宪法安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构成分层而统一的国家权力配置结构。

从横向看，尽管中央集权坚持分事不分权原则，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内仍然蕴含着皇权与辅弼机构之间的功能分配，从秦汉的实际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存在的丞相制到汉代成熟的监察制度，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对皇帝决策都构成一定制约。古人基于对宇宙天圆地方的空间想象，将构成棋盘方位上中央之国、地处黄河流域腹地的主体民族称为华夏。

它早熟而又日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天不丧斯文的象征，规定着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底层逻辑，塑造它的基本内容。这种来源于人民共同意志大一统逻辑的基本权利理论产生了很多中国的特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宪法对直接民主和普遍代表制的规定。只要值守天道，君子所居之地就可化夷为夏，建立统治正当性，避免了类似欧洲历史上惨烈的宗教战争和族群对抗，孕育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合文化。